快讯：课后服务怎么提质升级

近年来，为了满足大众的期待和需求，全国各地进行了“灵活的课后管理”“校内的课后管理”等多种探索。 年，教育部发布《关于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指明了学校课后服务的方向。

根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10月，全国29个省份出台中小学课后服务政策，全国36个大中城市( 4个直辖市、27个省会城市、5个计划单列市) 66.2%的小学、56.4%的中学开展课后服务，43.2%的中学开展课后服务。 能满足学生全面快速发展的诉求吗？ 怎么升级？

放学后，学校的服务如何满足家长的需求？

下午放学后，许多中小学门口立着各种托管班的指示牌，三五个学生跟着托管机构的工作人员离开，或者赶去课外培训班，似乎成为了校园的常态。

从中小学放学到家长下班期间，“孩子去哪儿”困扰着家长，“课外培训热”应运而生，成为社会关注的民生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校内的课后服务应运而生。

下午3点半，四川省成都市盐道街小学3年级的语文老师谢祯走进教室，学生们下意识地布置作业。

“谢老师，我不太明白这个问题。 ”这一天，已经有几个学生问了同样的问题，谢祯走上讲台，明确地说:“今天的作业很难做主题，我来解释一下。”

周一至周五，盐道街小学全体教师轮流指导学生在放学后的服务时间段完成当天的作业。 “学生遇到普遍反映的难点时，老师会统一讲解，然后记录小视频发送到班级群，让没有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可以看到学习。 ”。 谢祯说。

课后服务两个小时，学生作业效率和质量明显提高，家长反映孩子回家后的运动时间、休息时间更充足。 “学校课后服务历时两年多，家长从一开始就采取观望的态度，自愿申请参加。 目前，约90%的学生接受课后服务。 ”。 谢祯说。

同一时间段，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的实验小学更是“热闹”。 作为泉州市首批开展课后服务的试点学校之一，该校校长蔡晓芹向记者表示，自年春学期开展课后服务以来，学校在提供护理和授课指导的基础上，陆续增设了田径、管乐、科技等社团，地方上历来有文化梨园戏、南拳、木偶表演等

然后，福建省晋江市第五实验小学的学生们走向操场。 作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全国青少年校园冰雪体育之前就传入了特色学校”，体育融入晋江五小学的各个方面。 该校校长徐建平介绍说:“学校课后服务注重培养学生文体特长，也有足篮排等体育项目和合唱、书法等艺术项目，今年尝试了高跷运动的宣传。”

“目前，课后服务种类多样。 例如，提供护理服务、作业指导、培养学生有趣的特长、指导学习落后的学生等。 ”。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马健生指出，各地因地制宜地探索服务文案，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国家如何定位中止“学校补课”后重新启动的“课后服务”。 放学后的服务，只是填补时间就这么简单吗？

在采访中，有点父母表达了自己的需求。

北京市朝阳区的李先生在开学之初，有孩子的学校教师就确定，学校放学后的服务只是让孩子放学后留在班级里自习，没有学业指导就没有体育、艺术方面的开展活动。 “孩子整天坐着，与其放学后也在教室坐着，不如让他回家做作业”因此，小李没有给孩子申请校内的课后服务，他介绍了自己去班级单独申请。 “如果学校的课后服务能够提供一点文体类的选择项目，我们想让孩子参加。”

据记者采访，许多家长在申请学校举办的课后服务后，选择退出，转入校外托管班。 理由也是对学校放学后的服务不满意。

专家表示，课后服务只是将孩子从托管班、课外班转移到学校，即使进行了“物理”的变化，其实并没有逃避“低级”。

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教育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更是强调课后服务要发挥教育作用，不仅要重视知识学习，还要培养学生不同的趣味性、兴趣、专业性，使之快速发展，也要根据学生的情况和诉求提供不同的服务 “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来看，课后服务也应该有助于缩小不同家庭背景下的孩子们的教育差距。 ”。 傅添说

如何有效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没有课后服务的时候，我就习性进行了上课的准备，但是现在只换了复印件。 ”谢祯说，下课后的服务和本职工作之间没有那么明确的划分。 再加上自己的孩子是高二学生，放学后很晚，所以自己在学校呆了一会儿“没问题”。

“我觉得最大的压力是‘逼着自己提高工作效率’，”谢祯说。

虽然很多教师像谢祯一样，出于职业责任感，承担着课后服务工作，但不可否认，课后服务“解放”了家长，增大了教师和学校的压力和责任。 如何调动教师自主参与课后服务的积极性，保障课后服务的可持续性，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对于谢氏来说，“看到自己班的孩子做作业的效率提高，学困生赶上了大部队，心里很高兴。” 除了成就感之外，学校还让课后服务开展得很好的教师分享经验，这种精神鼓励也让谢祯高兴。

同样，在泉州鲤城实小，蔡晓芹和几个学校行政班子成员每天巡视课后服务，从教师上班、服务态度、学生评价、家长满意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和表扬。

“根据《泉州市推进小学课后服务工作实施意见(试行)》的要求，学校向参与课后服务的教职工发放劳务费，人均60元。 ’蔡晓芹补充说。

从各地课后服务工作开展的相关文件中可以看出，教师参加课后服务的人均平均几十元的时间段内，劳动费用基本为几十元，并未确定给予教师额外补助。 相比之下，在校外培训市场上指导课的授课时间得到的钱远远高于此。

“课后服务超出教师正常工作时间，属于额外劳动。 但是在“有偿补课”的禁令下，教师参加课后服务很难获得工资以外的合法劳动报酬，成为了长时间的义务劳动。 ”。 马健生坦白地说，这显然不公平。

课后服务应该由谁来支付已成为课后服务质量提高的焦点。

目前，在北京、上海、河北、福建等省市，课后服务由地方财政支持开展，学生平均资金每年在200元至500元之间。 最近，深圳市新发布的课后服务征求意见稿，确定各学校课后延误服务专项经费预算以每年级每年1000元的标准为控制数，从财政中拨款。

但是，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地方财政资金低于学校的实际支出，有点学校课后服务“负重前行”。

一位教师说:“由于‘弹性学校离校’的安排，上级财政每年以300元的经费支付。 每周推迟4天，每天两节课计算，每学期至少要延期80节课，一学年要延期160节课，计算结果是每节课的补助金不到2元。 除了学校的水电费、消耗品购买等支出外，服务经费的采用也很紧张。 ”。 也有校长说，由于经费不足，学校很难邀请专家和校外机构支持课后服务，质量提高不力。

一点一点地探索了费用分摊机制。 例如，广州、海口、成都等地规定，可以使用领取服务性收款的方法和取钱的方法来筹措经费。

对此，马健生解读称，课后服务不在义务教育的公共属性范围内，“谁享有谁的支付”是社会理性。 “一方面政府一手承担，增加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也让家长觉得‘理所当然’，影响家政学的关系。 让父母支付一定的费用，反而能明确放学后服务中的权利关系。 ”。

但是，马健生也认为，如果“课后服务”、“课后辅导”等概念没有被重新定义，课后服务的金钱和质量总是走在危险的边缘。

傅先生同样谈到，如何保障课后服务的质量和可持续性，需要回答“不是学校应该承担的责任吗”“不是学校必须提供的教育服务吗”的问题。 “这样，就要将课后服务纳入学校和教师的日常工作体系，从制度、经费、考核标准等方面保障和提高教师的参与度和完成质量。 否则，该校和教师没有提供优质课后服务的法定义务和责任，学校也只能以软性方式鼓励教师参加课后服务。 ”。 傅添说

马健生说:“政策确定后，工商部门和教育部门可以参考市场价格，针对护理、学业指导、有趣特长培养等不同服务类型，明确区域性服务费用。 ”的提案。

如何发挥家校社的协同管理作用

社会对优质课后服务的需求在实践中转化为对教师更高的要求。 有一所学校把目光投向了校外。

下课后，学生们在泉州鲤城实小通淮科技馆的浮游银河区、vr体验区、3d打印创新区等多个功能区进行了实验。

“在鲤城区科技协会的支持下，我们的课后服务开设了科技部，本学期还开设了机器人部、编程部。 ”。 蔡晓芹介绍说，福建省梨园戏剧传承中心、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也派出辅导员，为学生提供课后服务。 “这不仅可以丰富课后服务文案，还可以弘扬以前流传下来的文化，坚定学生文化的信心。 ”蔡晓芹说。

另外，哈尔滨市教育局、哈尔滨学院、基础学校启动了政府、高校、中小学三位一体的课后服务项目，大学生为课后服务注入了新的活力。 上海市整合街镇社区学校、其他社区服务公益性组织等各类社会资源，为学生提供课后护理服务石家庄市组织高素质社区志愿者进入学校参与托管的青岛市动员学生家长、退休老教师等群体放学后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家校社配合并参加了课后服务。

“我们正在考虑邀请一些学生的家长、社区志愿者到学校参加课后服务。 但是，这样做再怎么小心也不过分。 ”。 徐建平阐述了校长们的共同担忧。 第一，如何保障安全？ 第二，家长、社区志愿者等人士很热心，如何确保其言行符合教育教学规范？ 第三，校外人员未通过教育资格认证，如何保障服务质量？

如何建立紧迫、现实困难、比较有效的协同治理机制？

“我们从零开始。”傅添表示，目前家校社的合作以以前流传的校内活动为主，关于3点半以后的课后服务如何配合，还是一个新问题。

傅全有认为，首先为了课后服务，必须明确目标。 “这个目标是学校制定的，县市制定的，还是全国统一的？ 我觉得不应该一刀切。 政府可以先制定指导性的大致方案，然后各学校因地制宜，配合家长的诉求加以明确。 只有明确目标，才能明确谁来提供服务”

关于父母“过热的控诉”，傅添表示，如果只关注控诉而忽视学校客观能力的有限性，将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矛盾。 “父母在制定课后服务目标方面有参与权。 学校必须充分听取和参考家长的建议，但最终应该由专业教育工作者决定。 这是学校自主权的体现。 ’傅添说。

国际上借鉴“课后三点半”的问题管理经验，马健生指出，英美等国利用大量资源共同开展课后活动项目。 例如，在美国许多地区设立学校房屋委员会，申请独立免税账户，由房屋委员会决定课后活动的经费收支、支付方法等，保障各类服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为此，马健生提出，要发挥家长参与学校管理的积极性，建立更加畅通的家校联合治校参与机制。 “这既有利于现代学校的建设和快速发展，又符合家长参与学校管理的迫切期望，互利双赢。 ”。

谈整合社会资源参与课后服务的安全与监管问题，学者解体，涉及法律规定，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外，学生由家长作为家长进行管理。 但是，在学校课后服务方面，政府管理权、学校办学自主权、家长抚养权、教师休息权的交叉行业，至今仍存在着许多法律责任不明确或空白的地区，因而变得纷繁复杂。 谁来管理？ 怎么管理？

“在处理各主体、职权责任、监管、考核和评价等一系列问题之前，必须从法律政策上明确课后服务的性质和目标。 ”。 傅添说

马健生也说:“课后服务看起来是个小问题，但涉及所有家庭，关系到社会福利。 系统梳理和调整课后服务法律法规，梳理课后服务与“义务教育”、“学校补习”、“学生负”的关系，确定其内涵，势在必行。 ”。 (中国教育新闻记者林焕新)